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王殿卿教授

     在经久不衰的反封建的声浪中，传统文化中越来越多的成分被当做“糟粕”横遭批判与打倒，以至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糟粕”。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传承下来的精华越来越少，而它的真正糟粕却不断地“借尸还魂”。这就使得一两代的中国人，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拉开了距离，从不感兴趣到知之甚少，以至无知。然而，对于自己民族文化越是无知的人，越是胆大妄为，越是敢于“全盘否定”、“彻底砸烂”。这些无知的人，对于“蓝色文明”的精华，也是一知半解，于是就将“蓝色文明”中的糟粕当做“精华”，变成了东西方文化糟粕新混合的“新载体”，成为一代没有文化根基的“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又没有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就必然生成一种东西方文化糟粕相混合的“劣质文化”。这是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近10年来，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学校开始探索与实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也遇到了种种认识问题。在当今的时代，为何要进行这项教育？这种教育——

　　①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吗？它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②传统文化与道德，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是一种精神动力，还是一种思想文化的阻力？

　　③如何分清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之中的精华与糟粕，这项教育会不会造成用文化糟粕毒害当代青少年？

　　④如何处理道德、尤其是传统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这项教育会不会削弱学校的政治教育？

　　⑤在过去的百年中，传统文化与道德一直是被革命的对象，今后在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道德的建设中，它将会充当何种角色？

　　⑥儒家伦理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儒学的当代价值，会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是否会导致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关系着这项教育的命运，关系着新世纪中国大陆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建设的文化与传统的根基，关系着能否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因此，对于这项教育的当代价值及其依据的研究与回答，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进步与倒退

　　在过去的100余年，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变革，一是康、梁变法，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企图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失败；二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法兰西的民主共和为榜样，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三是中国共产党坚决“走俄国人的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91年，苏联解体，给中国人“以俄为师”和学习西方画上了句号。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再次要求每个中国人做出选择。有一种主张，是从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等“全盘西化”；另一种主张，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种主张公开与不公开的论争，就成为连续不断的社会“风波”与“动荡”的深层内因。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选择了邓小平的理论，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研究亚洲“四小龙”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东方模式”，指引我们思考与研究东方文化与“东方模式”、中国文化与“中国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研究民族文化在实现社会现代化中的特殊价值。于是，中国人、外国人开始重新反思与对待中国的文化，一百余年来、尤其是八十年代的“西方文化热”，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理所当然地取代了。中国人开始摆脱历史上形成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了新的认同、自信与自尊。

　　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开始富强之后，就必须有文化上的复兴。否则，就难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难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

　　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灵魂，离开道德的文化必然是腐败的文化。中国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是代代相传、世世发展的民族智慧，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力量。对于新一代中国人进行中华美德教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传统与现代

　　传统文化与道德，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动力，还是一种阻力？是一个已经争论了近百年的老问题，当今，又成为进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必须回答的新问题。如果是属于“阻力”，那么此项教育实验就失去了前提。

　　较早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阻力”的代表任务，是德国人马科斯•韦伯。他在20世纪初撰写和出版了两部书，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的宗教——道德与儒教》。他认为，欧洲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市民社会的飞快发展，是得益于一种精神动力，即以新教伦理为灵魂的资本主义精神。中国近代之所以贫穷、落后，不能实现市民社会，正式缺乏西方那种精神动力，而没有经过革新的道教与儒教，就成为国人的精神桎梏。韦伯这种以西方是非论是非的“西方中心论”，尽管抹煞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与反动，也掩盖了西方列强对中国长期侵略与掠夺的历史罪过。然而，他的这套“伦理”，却被当时一批中国的精英所接受，并加以“炒作”之后，就逐渐在中国人当中形成了一种文化自卑的情绪，使得中国人长期在世人面前挺不直自己的文化脊梁。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在中国似乎只有愚昧与落后，没有文化与文明；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似乎已经被“开出了球籍”。

　　中国人所以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认同、自尊与自信，起根源是“殖民地文化心理”影响深远，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河殇》还在主张用“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

　　在对待“传统”的百年评判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反传统的传统”，化解这种“反传统的传统”，尚需时日。

　　传统，是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是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每个人。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也就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明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相互交融，造就了全人类的文明。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魅力，有不朽的生命力。它有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雄伟辉煌的建筑，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道德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传统是历史的产物，也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和变化。传统有落后于时代的成分，但传统不等于落后；传统有凝滞性，但传统不等于保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传统不等于封建。

　　传统，既有空间的局限性，又有超时空的无限性。它是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在不断向现实靠拢、并不断为现实服务的进程中得到不断发展。批判与继承，是传统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形式。

　　对待传统，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笼统地、盲目地反对一切传统，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它是民族虚无注意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浸透了所有中国人，所有海外同胞的心田。中华文化具有比血更强的凝聚力，它能够把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心连在一起。

　　不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是没希望的民族。

　　1990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南海怀仁堂，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座谈时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在世界屹立五千年，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

　　1997年1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指出，从历史文化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因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了：团结统一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些论断表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是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三、精华与糟粕

　　在中国5000余年的传统文化当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原则。然而 ，这一正确的原则并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在经久不衰的反封建的声浪中，传统文化中越来越多的成分被当做“糟粕”横糟批判与打倒，以至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糟粕”。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传承下来的精华越来越少，而它的真正糟粕却不断地“借尸还魂”。这就使得一两代的中国人，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拉开了距离，从不感兴趣、不愿意或不可能接触，到知之甚少，以至无知。然而，对于自己民族文化越是无知的人，越是胆大妄为，越是敢于“全盘否定”、“彻底砸烂”。这些无知的人，对于“蓝色文明”的精华，也是一知半解，于是就将“蓝色文明”中的糟粕当做“精华”，变成了东西方文化糟粕新混合的“新载体”，成为一代没有文化根基的“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又没有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就必然生成一种东西方文化糟粕相混合的“劣质文化”。这是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西文化关系史启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具有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品质，她对于人类文明进程具有普遍价值。只有以自己民族优秀文化为基础，借鉴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精华，结合当代社会现实能够建构或整合出新的文化。试图离开或抛弃自己民族文化，去构建什么新文化，就如同揪着自己头发想离开土地一样的不明智。

　　1994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1991年12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厦门大学与师生座谈时说：广大青年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对他们要经常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同时也要经常进行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例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忱是很有作用的。应该说，这些话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些富有哲理，教人正直、忠贞、有抱负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是会受益匪浅的。

　　为了矫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认真、系统、有效地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失误，199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加强改进学校德育的两个文件，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都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此，接受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也就成为每位教育工作者的义务。

　　为了落实中央的这一系列的精神，1995年年底，由李岚清同志主持，教育部具体组织实施，罗国杰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中国内一流学者，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资源所进行的大规模开发。李岚清同志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根本目的，在于结合革命传统教育，更加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在于使社会主义道德具备更为丰富的内涵，在于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于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他还指出《中国传统道德》可作为德育的参考教材，在学校试用一段时间，收集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然后再组织力量，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适合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使用的教科书。

　　1997年6月，李岚清同志在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开发革命传统和我国优秀传统这两种特有的德育资源，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把实现德育总体目标与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人民革命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革命传统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吸收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丰富和完善有中华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

　　四、政治与道德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学校的德育任务与内容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甚至一度用“突出政治”取代了其它思想道德教育。因此至今有些中小学生仍然保留着“政教处”、“政治课”等等历史概念。重政治轻道德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因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而有所改变。这种教育理念的直接后果，就是逐步削减了学校道德教育，使得一代以上的中国人道德素质下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日益衰败。可见，一个国家如果在10—20年内，忽视对于新一代国民进行道德教育，那么就会在15—20年后，使得整个社会承受道德沦丧的惩罚。因此，对于道德及其教育的功能，不能过于功利，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有远见的政治家、对民族历史命运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重视“德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以德化民”、“化民成俗”。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部长会议上的主要讲话中指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以及道德教化的智慧明确了方向。

　　人类所向往的社会，是以“小康”与“大同”为标志的伦理社会，而不是一个法律多如牛毛、监狱遍布全国、警察无处不在的法治国家。法律是实现伦理社会过程中的一种手段。道德与法律，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道德教化是法治建设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法律是一种外在的他律。当一个人不能自律的时候，就需要由他律来制约。然而，就其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主要、经常、大量的行为，是通过自律来调整的。这就需要提升自身内在的道德素质和修养。

　　道德，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但它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就会成为一种社会力量。

　　道德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是它又离不开功利。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的本质是利他的 。然而，在经济等一些领域中，道德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又能够给人们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有德则有财”。制假、卖假，坑蒙拐骗，图财害命等等有背于道德的行为，或早或晚都会招致事业失败、企业破产、身败名裂。

　　市场经济需要法制的约束，更需要道德的规范。规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不道德现象，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建立人无诚不立、业无义不兴，国无信不宁的道德规范。一个经济大国，必须首先是一个道德大国。

　　道德与政治是难分难舍的。政治决定社会发展方向，道德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没有道德的政治，必然是腐败的政治。

　　以德治国，要求君与臣都要“以德为本、以德修身、为政以德”；强调所有君与臣都要“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吏”。“吏德”，是一种政治道德。

　　社会道德风尚的兴衰与政权的兴衰，有着必然的联系。而统治集团的道德风尚，主导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统治集团的道德衰败，必然引导社会道德风尚的衰败，当这种衰败达到一定程度，超过某种警戒线的时候，改朝换代就势在难免，这是一种历史的明鉴。中华民族伟大之处，就在于她具有健全的道德更新的能力，历经多次崩溃，而又能够在废墟之中重新站立起来。

　　自从1986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以来，对于国民的素质要求就有了统一的标准，这就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将“有道德”放在了第二位，可见道德素质与道德教育的重要。因此。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精神，要着重研讨如何加强学校德育——道德教育——中华美德教育。

　　五、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

　　在20世纪前80余年间，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处境每况愈下，长期被作为否定、批判、打倒、以至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历史罪错，就是从“扫四旧”、“评法批儒”到“彻底砸烂”中国传统文化，它对中国有形的物质文化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而给一代人心目中所留下“文化思维定式”的阴影与“文化内伤”，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抚平的。

　　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一个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去认同、自尊与自信的民族，是永远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对于以往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不断革命”，应有清醒的反思。

　　对于传统文化需要批判的继承。然而，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如果在实践中只有批判，少有继承，或者不继承，那么，手段就会变成了目的。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

　　对于传统文化需要破与立，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破”应当是为了“立”，“破”不是目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曾经是一种文化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整体战略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运用。如果，破字当头，变成了破坏当头；不破不立，变成了只破不立。如果破中国文化，立西方文化，把中西文化视为一种对立，甚至以否定和牺牲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全盘肯定和吸收西方文化，就必然导致中国文化被砍断了跟，西方文化又难以被中国人所认同并在中国大地上难以生根，进而造成一、两代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深感陌生，使得中国长期不能够整合出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文化，还可能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批判与破，都一度成为文化革命的手段。文化大革命，通过大批判、通过破四旧，并没有把封建文化的糟粕扫进历史垃圾堆。相反，封建文化的垃圾，却借尸还魂，与当代西方文化垃圾相混合，并不断进行“现代转化”，使得当今中国的道德文化与风尚，越来越令人忧虑。

　　对于传统文化，批判不能取代继承，革命不能替代建设。没有建设的革命，只能撞击或冲击文化，损伤文化元气，导致文化枯萎；只有将革命与建设相融合，才能使文化得以生存、复兴与繁荣。

　　只有着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道德、新风尚，才能有足够的文化正气和力量，震慑歪风邪气，重建礼仪之邦！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需要转变观念。同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需要转变观念。否则，仍然运用以往的文化革命观念和文化路线，指导今天文化建设的实践，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断然建设不起来的！

　　对与100年以来的“文化革命”进行历史的反省，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进而转变国人的文化观念，以便正确对待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切外来文化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正确对待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文化建设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正确对待人文主义与神文主义的关系；正确对待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冲突”与“对话”的关系。这些观念的变革，将是落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而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条件。

　　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被儒学取代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实在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信心。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不是决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历史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中，就已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早在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他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阐述和论证。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兹、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儒学的推动之下，中国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法国和英国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有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一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其创始人是莱布尼兹，他对中国的二进位数学和宋明理学都有较多的研究；二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其创始人之一是亚当•斯密，而亚当•斯密的老师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权威之一魁柰，魁柰作为当时重农学派创始人，被公认为“欧洲的孔子”；三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它诞生于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百年“中国文化热”的背景之下，恩格斯曾经著文论证它与中国《礼运篇》思想之间的关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得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以此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西方文化精华，要在中国被认同、接受、运用、开花与结果，就必须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一部中国近代史表明，任何外来的文化，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即使是文化的精华，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是种子与土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例外。马克思主义要在新世纪大放光芒，就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新的结合。而新一代中国人只有对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有较多了解，才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是一些空洞、僵硬的教条，或者成为他们升学、考试、拿学分的一种“工具”。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它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它使一批批优秀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文化是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每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中国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指导人们认识、整理、开发、利用、继承、和创新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精华相结合，推动中国革命与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够取代中国文化。将两者视为相互对立或者彼此可以取代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必然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误导，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影响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章来源：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五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出版。